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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明星，是很多综艺节目的撑场法宝，但节目编导约明星参与节目也有一堆辛酸史。近日，圈内人桂兰在博客披露，在一场有关电视的研讨会上，知名文娱栏目组的主编以及部分编导曝光了和明星“斗智斗勇”的经历。一个资深编导说，“约某东北演员到剧组做节目，对方想要钱又不好明说，等到第二天就要录节目的时候，对方说：‘我一早出差了，要是赶回来也得下午了，你们能不能把机票给我报了？’节目组尽管有些心疼，还是咬着牙说‘可以，您把机票拿给我们。’对方说：‘我自己手里没有机票，机票是助手负责买。’年轻编导说：‘那您下午几点钟到首都机场？是哪个航站楼？我们派车接您。’东北老男人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‘噢，三号航站楼！’到了下午，电话打给对方：‘我们的车已经在路上了，请您在机场稍候。’对方一下子慌了，‘等会儿，我看看，我自己不熟悉三号航站楼，不确定地址，你们先别来，我自己过来算了。’没有20分钟，对方被一辆车送到演播室所在地，丝毫没有从机场出差归来风尘仆仆的迹象，甚至连行李都没有。”
　　一档节目的主编在传授邀请明星的经验时，给出两个字——死磕！“他提到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访谈张曼玉的例子。据说张曼玉至少晾了鲁豫8次，后来想通了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还是因为她代言了一款化妆品，访谈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带着那个化妆品的老总一起接受访谈。”
　　北京台主持人向真在采访潘虹的时候，特意开车从北京到天津她拍片的现场，“潘虹是一个很孤傲的人，也拒绝谈和她私生活有关的一切内容。她说的一些话听上去很高深。”但是，由于被主持人的真情感动，也同时为自己即将播出的影片预热，那期的访谈她还是开了金口，而且收视效果也不错。

          延伸阅读：陈鲁豫初恋故事曝光 历经波折终嫁心上人　　“鲁豫有约”是一档在香港凤凰卫视有着极高收视率的对话栏目，目前在内地的播出权被平民湖南卫视独家揽下。还记得那个在温和与轻松的气氛中，娓娓对各位名人进行亲切访谈的女子，便是备受众人喜爱的名主持陈鲁豫。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子，每个月总是频繁地背着个包，拉着一个箱子，在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机场间穿梭着，为的只是和自己的爱人相守在一起。今天，我们来个“有约鲁豫”，让她来告诉我们她和她初恋情人的故事。

　　
　　 首先说说陈鲁豫的初恋在陈鲁豫13岁那年的夏天，她认识了一个新的小伙伴，一个皮肤白白的、总是有很多笑话的小男生朱雷。当时的陈鲁豫因为瘦而显得格外娇小。这一次见面，朱雷就开玩笑说：“这是谁家的妹妹啊？”这个13岁的小女孩因为这一句话而多了一份心思：自己是妹妹，那谁是哥哥呢？
　　 一次，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谈理想时，陈鲁豫说长大了想去卖冰棍。另外的两个小朋友都笑她，别人都希望自己是科学家、作家，你居然去卖冰棍，没出息。小鲁豫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而朱雷则看着小鲁豫涨红的脸说：“我也是，我长大了也要卖冰棍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”小鲁豫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温暖，这个小男生给了自己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，看着朱雷盈满阳光的笑脸，她暗忖：他就是我的哥哥。
　　 1989年，18岁的陈鲁豫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，朱雷也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。随着新学期的到来，那天，陈鲁豫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还没有打开，她就似有预见地猜到了信里的内容。是的，是他写的。陈鲁豫和朱雷的初恋，也就在那个书声朗朗的地方开始了。

没想到张曼玉私下是这样的人

习惯了，明星都这样。

        他们像所有的学生恋人一样每天拉着手去自习，去图书馆，去食堂。朱雷每天负责去图书馆占座，去排队打饭，陈鲁豫跟在他后面像个小妹妹一样的乖，吃完饭之后他又抢着洗饭盒。陈鲁豫看到大部分的恋人都是女孩子洗饭盒，有一天她就对朱雷说：“雷雷，这是女孩子该做的事，让我来吧！”说着她就挽起了衣袖。朱雷一把拉住她：“鲁豫，不可以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受累？你听好了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就决不能让你吃一丝一毫的苦，这是我爱你的原则！”陈鲁豫听话地把饭盒放了回去，但是朱雷没有看到，泪水已经从陈鲁豫清秀的脸庞悄然滑落——幸福极了容易哭。
　　和所有初涉爱河的人一样，陈鲁豫和朱雷也弄不清爱情的规律和方向，他们也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而争吵，而伤神。其实。那天的舞会还算是很热闹的，陈鲁豫一直是当晚的一个亮点。但从礼堂出来之后，莫名其妙，陈鲁豫的心情就变得不好起来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她冲朱雷发起了火。若是平时，朱雷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安慰她，哄她开心，可那天朱雷忽然觉得如果爱情需要他这样时时去维护的话，那他们的爱一定是脆弱的。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再迁就小女生的“坏脾气”。
　　其实，陈鲁豫晚上回去之后就后悔了，自己不该无缘无故地发火，但碍于女孩子的自尊，她没有作出任何表示。而朱雷觉得自己没有错，也不愿意再一次低头。隔膜在冷战中越来越深。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的那个冬天，年轻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爱情死了，再也不会有了。于是，分手成了必然。那些天，陈鲁豫有了一种活不下去了的感觉……而朱雷则从那个冬天开始，将自己的情感冰冻了起来。

陈鲁豫和一个美国流氓的第一次婚姻

　　新的学期开始了，陈鲁豫在爸爸的鼓励下，参加了北京申奥的英语大赛，得了第一名。成功让她渐渐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，她选择了用努力工作来调整自己的心。1993年，陈鲁豫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，直接到中央电视台《艺苑风景线》栏目担任主持人。朱雷也于同年毕业进了北京电视台，做了一名电视节目编导。他们虽然都没有再问起过彼此的消息，但却都很清楚对方的一举一动。每当到了陈鲁豫的节目播出时间段，朱雷都会离电视机远远的，他怕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尽管他是那么地想见到！
　　在获得了一些荣誉之后，陈鲁豫觉得自己有必要去“充电”。带着一颗孤独的心和欲振的双翅，陈鲁豫于1995年远赴美国留学。在美国的这一年时间里，陈鲁豫遇上了一位金发碧眼的人，这个人给了她爱，还给了她婚姻。这个小小的女孩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别样的幸福。1996年，她携夫回国加盟凤凰卫视。渐渐地，她迎来了她事业上的辉煌，但这时候她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。陈鲁豫在做《凤凰早班车》的时候，一年中没有请过一天假，每天晚上7点钟就上床睡觉，凌晨4点就上班，尽管她认为工作太忙碌并不至于让夫妻情感疏远，但缘分还是就这样结束了。当有一天她发现彼此之间再也没有感觉时，她选择了放手。1999年，陈鲁豫将自己从“围城”里解放了出来。
　　后来据说是因为那美国男人的性虐待，而导致了陈鲁豫第一次婚姻的结束。

      “我们13岁相识，18岁相爱，21岁分开。 9年后，我们重又相遇，终于明白，什么都不曾改变。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，因为没有必要。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要向别人申请，要盖章，我觉得别扭，而且，极不浪漫。 可是，我们还是要结婚。”
　　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北京，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。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，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，她兴奋不已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?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。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，地点在中国大饭店，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，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，初步定20桌，你们的亲朋好友，同事、广告客户……” “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?” “这么大的活动，起码200个来宾，没有广告，费用从哪来?” 我忘了这个茬。
　　在凤凰，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。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。 “我还没说完呢。”高雁两眼放光，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，“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，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?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，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。因为是婚礼，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，但歌手要有一、两个。你喜欢谁?” “Celine Dion。” “请外国歌手有难度，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，只是费用太高了，不如考虑F4吧，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。”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，一定是在算出场费。 “唉，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?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。我的终身大事，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。”

      “对对对，F4一到，场面不好控制。那请谁呢?”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：“请羽泉吧，他们唱的《最美》，我们在车上老听，有纪念意义。” “好，歌手定了，剩下的就是广告了。”高雁一脸轻松。 “广告好卖吗?”我有些担心。 “当然好卖。”高雁斩钉截铁，“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。” “那得挑个好名字，我喜欢名表、首饰什么的，所以最好叫卡地亚、蒂芬尼、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《鲁豫婚礼》。”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。 “你先选个日子吧。”高雁这一提醒，我才想起来，我的婚事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 “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?我们想结婚了，可不知道该怎么结。”我说。 “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?”高雁不依不饶，“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。” “我得和他商量商量。他特别害羞，一见大场面就晕。”

        果然，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，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： “那，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，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?!” 他是摄像，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。 “不行!”我对着话筒大叫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练习走红地毯。” 我豁出去了，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。既然要办，索性就往大了办，照着奥斯卡的规模。
　　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：“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。” 听起来简单，其实很复杂。首先，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，然后，他要办赴港签证。想想真郁闷，香港回归都5年了，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。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。中旅的北京—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，每星期五出发。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，这次他选了14天的，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。 “老婆，都办好了。11月22日到香港。”

        2002年11月22日中午，我一做完直播节目《凤凰午间特快》，就急着往家赶。他已经到了。临出化妆室之前，发型师阿Ray随口问了一句： “今天是星期五了，周末有什么计划?” “没什么特别的，(只是去结婚而已。)”我咽下了后半句话，可脸还是红了。气喘吁吁跑回家，老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重播的《午间特快》。 “老婆，今天我们旅行团的人问我来香港看谁，我说看老婆，老婆在电视台工作，他们立刻问，是凤凰卫视吗?” “他们没问你老婆是谁?” “问了，我没好意思说是你。” “这有什么，下次别人再问，你就说是小莉呗。” 话还没说完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：“还不快去卸装。” 我认认真真地卸了装，然后和老公在楼下的茶餐厅匆匆吃了紫菜墨鱼河，就坐船直奔中环红棉道。
　　红棉道礼堂座落在公园中央，而公园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。公园不大，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钟，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。这么说吧，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，此刻正一脑门子官司，一走进公园，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。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，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。只有我和老公，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，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。其实，我们只是紧张。我有一个毛病，对于教堂、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，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。有例为证： 1999年11月，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，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，以至于腹痛难忍，几乎晕倒。 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，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，路过一间教堂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想去参加周日礼拜，靠近上帝。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，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，不知中了什么邪，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。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，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，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。上帝啊，请宽恕我!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，还是言归正传。